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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忆仲勋——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诞辰
作者:admin  日期:2019-10-04 08:44 来源:未知 浏览:

  www.ok226.net全年无错九肖中特,在绥师防奸运动中,我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后期参加绥师党总支工作,担任总支委。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起婚姻大事。他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他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介绍他的情况。仲勋还告诉我,何长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和抗大总校工作时的教育长)曾写信向他介绍我。仲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写得相当简单。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都被父亲追了回去的叙述时,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还不了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和仲勋举行了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等。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这一年夏天,我从绥师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来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全国解放战争。我参加了绥德县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对西北局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仲勋领导土地改革的正确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他在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仲勋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回顾当年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斗争中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并说:“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仲勋的教诲,使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决心。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居两地,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运用“蘑菇”战术,在取得延安保卫战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我母亲给她取名“桥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刚刚起义过来的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1952年秋,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里,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我带着桥桥和二女儿安安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城里家中,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还是个好丈夫。”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我们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里也没有请保姆。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仲勋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他甚至要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视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打心眼儿里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记得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是哄他说:“染染穿一样。”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末,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回家后,我说给仲勋听,他哈哈一笑对我说:“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党校,家住东城区,只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车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这样,我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总理十分关心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就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呀!”他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此后,我只陪同仲勋在北京参加过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和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直到今天,我还未跨出过国门。

  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确对待,尽管他自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毫无心理准备。关于仲勋与《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仲勋曾参加过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了解了小说的写作过程;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明确表态说,陕甘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部小说的初稿都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根本没有看过。

  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但他内心却倍受煎熬。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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